韦格纳把最后一份文件合上，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

他看了整整一下午的报告——经济委员会的农业汇总、国防部的军区合并方案、波兰转来的审讯记录、还有几份从伦敦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情报。

韦格纳感觉自己的眼睛有些酸了，脑子也有些木了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街道。

大街上的行人不多，有几个穿着工装的男人拎着工具包匆匆走过，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慢悠悠地散步，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在树下站着，不知道是在等人还是在发呆。

韦格纳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诺依曼。”

诺依曼从外间的秘书室探进半个身子。

“主席同志？”

“我想出去走走。”

诺依曼的手旋即从门把手上松开了。他走进办公室，把门带上，站在韦格纳面前。

“主席，您这个月已经出去好多趟了。”

“好多趟吗？”韦格纳转过身来，“我怎么记得就出去了两趟啊。”

“四趟。”诺依曼竖起三根手指。

“一号去施普雷河边走了半小时，十号去东区市场转了一圈，二十号去夏洛滕堡看了一个建筑工地。

都是我一个人跟着，没有安全处的同志。”

韦格纳笑了。

“你不是跟着了吗？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？”

诺依曼却仍旧倔强的盯着韦格纳。

“主席，上次您派我去送文件，回来之后就看到办公桌上留了张条子，写着我出去看看，别担心。

我骑着自行车找了您两个小时，最后在克罗伊茨贝格的一个街心花园里找到您了，您正蹲在路边跟一个老同志聊天。

施密特同志知道这件事之后，把我叫去谈了半个小时。”

“他批评你了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施密特同志说，如果主席出了什么事，我负不起这个责任。

他说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是整个党，整个国家的事。”

韦格纳走回桌前，坐下来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。

“诺依曼，你过来坐。”

诺依曼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坐到了韦格纳对面的椅子上。

“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韦格纳的声音放低了。“你觉得，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，能看到真实的人民生活吗？”

诺依曼张了张嘴，没有说出话来。

“你看，你回答不了。”韦格纳靠在椅背上。

“我也回答不了。因为我看到的，都是经过筛选的——文件是下面报上来的，报告是专家写的，来见我的人是提前安排好的。

甚至我走在街上，那些跟我打招呼的人，有多少是真的偶然遇见，有多少是安全处的同志提前布置好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诺依曼低下了头。

“我知道。”韦格纳的心情也有些低沉了。

“我知道每次我出去，外面都有不少同志在暗处警戒。

他们穿着便衣，装成路人，装成小贩，装成修鞋匠。

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，好到我经常分辨不出来。但我知道他们在我身边的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我不怪他们。这是同志们的职责，他们做得对。

我也理解同志们的用心——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不能随便在马路上晃荡，万一出了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还要出去呢？”诺依曼抬起头。

“因为我心里不舒服。”

诺依曼愣了一下。

“不是不舒服你们拦我，是不舒服我自己。”韦格纳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。

“我看文件，看到农民收入增长了，看到工人住进新房了，看到孩子能上学了。

这些数字是真的，我相信。

但我总想亲眼看看，我不想看那些被安排好的、打扫干净的、提前通知了的地方，是随便走进一条巷子、一个院子、一家小店，看看那里的人民群众到底过得怎么样。”

他直起身。

“我不是不信任下面的同志。

我是怕他们报喜不报忧。报喜不报忧，是人的天性。

谁也不愿意把坏消息往上送。

但如果我听不到坏消息，我就会以为一切都好。

一切都好的时候，就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。”

“所以，我还是要出去。”韦格纳的语气平静下来，

“但这次，我还是